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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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没有通用汽车就没有美国；今天，类似的表达已经变成：“戴尔完了，那么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爱尔兰也就……”时至今日，惠普在78个国家雇佣了14.2万名员工。它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科技公司，还是欧洲最大的IT公司；在俄国、中东和南非，也是如此。如果惠普的大多数员工和顾客都在美国以外，那么它还算不算是一家美国公司呢？今日的企业已经不再是任何单个国家组成的机构，让国家和他们的公民们夜不能寐的问题是，如何对付那些已不再受制于国家的企业。它们到底效忠于谁呢？
    “企业化的美国干得挺好，什么问题都没有。它做得好是因为它与平坦的世界结盟。”风险基金经理DinakarSingh说，“它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将尽量多的零部件外包给最便宜的、最有效率的供应商。如果戴尔能在中国沿海制造出电脑里的每个部件然后卖给美国沿海，戴尔会因此获益，美国消费者也会因此而获益。但对美国工人来说，很难解释这种好处。”
    戴尔想让世界变得更为平坦，更少阻力，更少的壁垒。今日其他大多数企业也是这么想的。在全球化3.0版本中，对资本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好。资本家可以坐下来买断任何创新，从世界的任何地方雇佣最好、最便宜的劳工来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戴尔的股票很好，戴尔的股东很好，戴尔的顾客很好，纳斯达克也不错。所有跟资本相关的一切都很好，但只有部分的美国工人和一些社区会获益。而其他人则会体会到平坦世界所带来的痛苦。
    因为跨国公司一开始就搜遍了整个地球，寻找劳工和市场，他们的利益总是超越公司总部所在的国家。从长远角度来看，公司和他们总部所在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清楚。冷静严峻的真相就是，对于管理层、股东和投资者而言，他们并不关心利益来自何处或者是否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他们的确需要可持续的公司。然而政客们却被迫在某些地方刺激创造就业机会。对居民而言，无论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印度人，他们所想知道的不过是好工作是否离他们家很近。
    一家欧洲主要跨国公司的CEO对我说：“我们现在是一家全球的研究公司。”这对他的股东和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他可以找到这个星球上最好用的大脑，无论他们在哪里，而且因为其不在他的后院做研究而省下不少钱。“但最后，”他偷偷对我说，“对我自己的国家来说，就业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可能不是今年，但在5到15年里。”作为一个CEO和欧洲公民，“你会和你的政府就如何在你的国家保留一定的能力进行对话———但当你做日常决策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股东。”
    今日，确定一家公司的所在国变得越来越困难。JohnRose爵士，劳斯莱斯的总裁，曾经这样对我说：“在德国我们是大企业；在勃兰登堡，我们是最大的高科技雇主。最近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我吃饭时说，‘你们是一家德国公司，要不下次我们去访问俄国时你们也一块儿去吧’———为在那儿的德国公司打打气。”Rose说虽然德国总理知道他们公司总部在伦敦，但他们在德国创造价值，而这对于施罗德和俄国的关系会更富有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