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回望过去十年半，当世界变得平坦时，我们的生活却被两个日子强悍地改变了：11月9日和9月11日。这两个日子呈现出当今世界两种想像力的竞争形势：创造性的11月9日和破坏性的9月11日，一个推倒了墙并打开了世界之窗，另一个则推倒了世贸中心，永远关上了世界之窗。
    11月9日，柏林墙的夷平是由那些敢于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的人带来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意识到他或她充满潜力———另一些人还能鼓起勇气去实现这种想象。你还记得它是如何发生的吗？事实上很简单：1989年7月，数百名东德人到匈牙利的西德大使馆寻求庇护。1989年9月，匈牙利决定解除同奥地利的边境限制，这意味着任何在匈牙利的东德人都可以进入奥地利和自由世界。于是有13000多名东德人从匈牙利的后门逃离。东德政府感受到压力。在11月，他们宣布放松旅游限制的计划，许多东德人聚集到柏林墙下，11月9日，边境哨兵打开了大门。
    在匈牙利，也许是总理，或者官员，肯定有人自言自语过：“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开放同奥地利的边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想一想那些东德人，不管年轻的或年老的，男的或女的，看着他们的邻居逃到西德，于是在某天鼓起勇气蜂拥至柏林墙下准备推倒它。肯定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谈话，就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成百上千的东欧人从铁幕后面走出来，融入平坦的世界。
    对美国而言，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年轻的美国人可以考虑旅游一个学期或一个暑假，他们比任何一代美国人能去的地方都要多。的确，只要是他们想得到的、钱包能够承受的地方都可以去。他们还能比以前的班级看到更多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
    当然，“9·11”改变了所有一切。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想象的力量，向我们展示了一群仇恨的人如何用数年时间计划杀死诸多无辜的人们。本·拉登和他的同伙也许曾经看着对方说过：“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精确地击中世贸中心双塔94层到98层之间，再想象一下每座塔都像纸牌屋一样轰然倒塌。”于是，结果是我们牡蛎般的世界如扇贝一样合拢了。
    历史上人类的想象从来没有不重要过，但是写这本书让我明白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因为在平坦的世界，这么多的投入和合作的工具变成商品向每个人开放，它们就在那里供大家支配。但是只有一样东西，还没有也没有可能商品化———那就是想像力。
    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更中心化、更纵向组织化的世界，国家拥有几乎完全垄断的权力。当强权国家的领导变得极端乖戾，比如希特勒，个人想象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但是今天，个体可以轻易地得到所有用来合作的工具以及自己的强权。个体不需要借控制国家来恐吓一大群人。今天，小东西无需借助国家机器就可以引起很大的动静，给世界秩序造成极大的危险。
    因此，考虑我们该如何刺激正面的想象是最重要的事情。正如Wladawsky-Berger，IBM的电脑工程师同我讲的：“我们需要比以前更加严肃地考虑如何鼓励人们关注生产后果，提升和融合各种文明———和平地想象追寻最小化的隔阂，赞扬相互扶持，而非自产自足；包容，而非排斥。”开放、机遇、希望，而不是限制、猜疑和抱怨。
    当双塔燃烧的时候，我不知道本·拉登是否相信神就在那儿赞许他的行为。但我知道的是：有两种方法可以铲平世界。一种是用你的想像力使每个人都上升到同一级别，而另外一种方法是用想像力使每个人都下降到同一级别。奥萨玛·本·拉登和他的信徒用扭曲的想象，发起了惊人的袭击，摧毁了两个巨大的美国力量的象征。而更坏的是，他们打着宗教的幌子集钱，制造了一场巨大的人类灾难。
    我从来不怀疑科技的进步，但是最终，单靠科技并不能让我们保持安全。我们要真正找到一些方法，影响一些人的想像力，这些人正准备拿那些用于合作的工具来摧毁发明这些工具的世界。但是，如何才能使每个人对他人产生更多的有用的、正视生命的、宽容的想像力？每个人都必须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每个幸运地生活在这个自由向上的社会里的人必须要树立一个榜样。我们要尽所能地成为最好的全球公民。
    我们总是难以判断小心谨慎、缩手缩脚和天马行空、麻痹大意之间的界限。我认为“9·11”以后，我们的情报团体并没有把“9·11”的策划者定为“失败的想像力”，因为在情报机关没有足够多的人与本拉登有着一样变态的想像力。
    在这个世界，美国的角色是向前看，而不是回头望。“9·11”以后，发生在美国的最危险的事情之一是布什领导之下，我们由出口希望变成出口恐惧。而当你开始出口恐惧的时候，结果往往就是进口其他人的恐惧。是的，我们需要能想象最坏情况的人，因为最坏的已经发生，并可能再次出现。但是，在预防和妄想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欧洲人和其他人常常取笑美国人的乐观和天真———美国人对一切疯狂的问题的解决都怀有坚定的信念。但是，明天会比昨天更好，将来总是能埋葬过去。

 我在《凌志车和橄榄树》一书中提出，那些把它们的经济和将来同全球整合与贸易捆在一起的国家，在对邻居发动战争一事上都会有所忌惮。1990年代后期，我在旅行途中开始考虑这个想法，我注意到没有两个都有麦当劳的国家会互相打仗，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有麦当劳。
    在我向麦当劳核实这个现象以后，我提议把它称作“金色拱门防止冲突理论”。金色拱门理论规定，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拥有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来支持麦当劳的销售网络，这个国家就成为麦当劳国家。麦当劳国家里的人不喜欢再次发动战争，他们愿意为汉堡而排队。虽然这个提议有点不正经，但是我想说明的严肃的观点是当国家编织进全球贸易的大布里，生活水平提高、拥有了成为象征的麦当劳连锁店的销售网络，战胜国或者战败国的战争成本会变得非常昂贵。
    麦当劳理论进行得相当出色，但是现在，几乎每个国家都有麦当劳，除了北韩、伊朗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在平坦的世界，这个理论似乎需要更新。这种情形下，再次玩笑地说，我提出戴尔防止冲突理论。其本质在于：比起一般意义上的麦当劳所象征的生活水平提高，平坦世界全球供应链准时制的到来和扩散更加限制了地缘政治的冒险主义。
    戴尔理论规定，没有两个都是全球供应链主要部分的国家（比如戴尔）会发生战争，如果他们还在这个供应链这一位置上的话。因为深藏在主要全球供应链下的人们不愿意再次发动旧时战争。他们想要提供准时制货物运输和服务，同时享受随之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这个理论背后的逻辑深有体会的其中一人是MichaelDell，戴尔的创始人和总裁。
    “这些国家知道风险保金，”Dell说，“他们非常小心地保护建立起来的平衡，然后告诉我们为什么不用担心他们的大胆行事。一旦人们尝到———无论你管它们叫什么———经济独立、更好的生活方式等甜头时，他们就会一把抓住不愿松开。”
    事实上，戴尔防止冲突理论已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例子中得到证实。2002年，我正好在印度，当准时制服务供应链遇到一些旧时的地缘政治时———供应链赢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案例中，戴尔理论只适用于一方———印度，但它还是产生了主要的影响。印度是世界知识和服务业的供应链：通用电器在美国以外最大的研究中心位于班加罗尔，那里有1700个印度工程师、设计师和科学家。许多名牌手机的大脑芯片就是在班加罗尔设计的；从Avis的网上租一辆汽车，这是在班加罗尔管理的；找寻英航丢失的行李也从班加罗尔开始。
    事情起于2002年5月31日，印度国务院发言人RichardBouch－er发出一道关于旅行的建议：“我们要求现在在印度的美国公民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与巴基斯坦的核危机正变得越来越有鼻子有眼，两个国家都在他们的边境驻扎军队，情报说双方可能互相释放核弹头。CNN闪动着人们潮水一样拥出印度的画面。那些把后台搬到班加罗尔的美国全球企业如今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我当时正在网上，星期五晚上我看到一条有关印度的旅行建议。”VivekPaul，Wipro的总裁说道。他替许多美国公司管理来自印度的后台操作。“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说，‘天哪，我们的每个客户都会对这事提出无数个问题。’当时正是星期五，周末假期的开始。所以整个周末我们在Wipro开发商业延续计划。当Wipro的客户看到公司已经控制住局面时非常高兴，然而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受到震撼或冲击。在他们决定外包这些至关重要的研究和操作给印度的时侯，这个情况并不在计划里面。”Paul说。对许多的全球企业而言，“他们的生意在这里得到支持。”N.Kr－ishnakumar，MindTree的总裁说，他们是另外一家位于班加罗尔的领头的印度知识外包公司。“如果这被中断，就会引起混乱。虽然试图不去干扰外交事务，我们通过印度产业联盟对自己的政府解释道，我们正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测的运作环境，这将是印度未来发展的要点。”对于在新德里的那些年老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一场真实的教育。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印度对于全世界的知识供应链来说已变得如何重要。
    一旦这些公司决定将他们的商业运作研究外包给印度的时候，他们希望将生意留在那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诺。如果因为地缘政治而被严重地干扰，他们就会离开，不再轻易地回来。当你损失掉了这些服务业的贸易后，你可能永远地失去了它。
    印度政府得到了这一信息。是不是因为印度在全世界服务业供应链中的中心地位使得印度总理Va－jpayee从（争端的）边缘退让了一步？当然不是，这里还有其他的因素，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巴基斯坦的核工厂起了阻止作用。但是显然，印度在全球服务业产生了另外一种制约作用。
    每一个我采访过的印度商业领导人都认为，如果巴基斯坦动用恐怖主义或侵略的手段，而印度将不得不进行自卫的话，他们会是第一个支持这一行动的人。这里戴尔理论见鬼去吧！有时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由于他方无所顾忌的行为而将战争强加到你头上的话，你还是得付出代价。但印度和我们希望，不久后巴基斯坦能够更多地加入全球服务业的供应链中，这样对于因边境问题或者言辞不合而爆发战争就会产生更多的制约。2002年印度巴基斯坦核危机的例子至少给了我们一些希望。

小公司在平坦世界如鱼得水的方式之一就是知道如何真正地行使大手笔。而关键则是迅速利用所有新工具，共同达到更远、更快、更宽广、更深邃的程度。
    没有比讲述我朋友的故事更好的方法来描述这个规则了。FadiGhandour是Aramex的创始人之一和CEO。Aramex是第一家自家孕育的阿拉伯世界的包裹递送服务公司，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列在纳斯达克中的阿拉伯公司。
    1960年代，Ghandour一家搬到约旦，在那里他的父亲成立了皇家约旦航空，所以Ghandour的基因里总是带有航空业务的成分。自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后，Ghandour返回家乡和他的朋友筹了一笔钱在1982年开始了中东范围的小型“联邦快递”。那个时候，阿拉伯世界只有一家全球公司经营包裹递送———DHL。Ghandour的想法是联系尚未覆盖中东地区的联邦快递和空中快递，当他们的当地递送服务公司，因为阿拉伯的公司了解地区状况，知道如何处理不愉快的情况，比如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两伊战争以及美国入侵伊拉克。
    “你看，我们不与你在你的国内市场竞争，但我们了解中东市场，所以为什么不把你的包裹交给我们，让我们去递送呢？”Ghandour对他们说，“我们会成为你在中东的递送手臂，为什么要把业务给像DHL这样的全球竞争对手呢？”空中快递积极地回应了他，Ghandour借此成立了他自己的公司，接着收购或兼并了一些从埃及到土耳其到沙特阿拉伯的递送公司，后来一直到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都建立起他自己的地区网络。空中快递的合作伙伴们得到是他们在当时没有能力独立建造的全球地区覆盖以及电脑化的跟踪系统，用以同联邦快递和DHL竞争。
    空中快递向他的合作伙伴们开放了网上跟踪系统，空中联盟用统一的语言和质量标准来递送和跟踪包裹，Ghandour解释道。Aramex事实上是最早采用空中系统的公司。一旦Ghandour的约旦员工能够熟练地操作它，空中快递就雇用他们到全世界去安装这个系统，培训其他的联盟合作伙伴。所以这些讲英语的约旦人，到一些比如瑞典和远东的地方教授空中快递的跟踪系统。最终，空中快递购买了Aramex9%的股份用来巩固关系。
    这种安排对每个人都很好，Aramex主导了阿拉伯世界的包裹递送市场。Ghandour没有料到，这种进展和世界的平坦化同时发生。突然间他发现他不仅可以做一些全新的事情，而且可以做那些他以前没有想过的全新的事。Ghandour第一次感觉到世界变得平坦是在2003年，空中快递被DHL收购的时候。空中快递宣布从2004年1月1日起跟踪系统不再对前联盟伙伴开放。
    正当平坦化的世界把空中快递这个大家伙碾平的时候，他也让Ghandour这个小家伙取代了它。“空中快递宣布其被收购并且解散联盟的那一刻，”Ghandour说，“我在伦敦与集团所有大的合作伙伴开会，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一个新的联盟。”但Ghandour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Aramex正在约旦开发软件用以接替空中快递的跟踪系统，而我向这里的各位承诺我们的系统会在空中快递关掉他们那个之前面世并且运行。”
    Ghandour有效地让潜在的合作伙伴知道，老鼠可以代替大象，并告诉他们，他将雇佣约旦的专业人士来管理联盟的全部后勤事务，只留一小部分业务让欧洲或者美国来做。Ghandour现今四十几岁，仍然精力充沛，他说：“我不是集团里最大的公司，但由我来领头。我的德国合作伙伴有12亿美元的资产，但他们不及我动作敏捷。”
    为什么Ghandour能移动得如此迅捷呢？
    第一，新一代年轻的约旦软件和产业工程师正好成年，正好走向平坦的竞争场地。他们发现所有让他们大展身手的合作工具就在身边，这让他们与空中快递在西雅图的员工没有区别。而问题只在于有没有精力和想像力去拿并且很好地利用这些工具。
    2004年1月，空中快递关掉它的系统的时候，Aramex天衣无缝地衔接了下去。因为Aramex能够在互联网平台上运行它的新系统，实际上安装也同步完成。因此就不需要Aramex把他们的工程师送去培训联盟的合作伙伴们。每个合作伙伴都可以通过Aramex系统在网上建立自己的客户基地，做他们自己的跟踪，成为新的虚拟的全球空运网络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我们和40个联盟伙伴一起管理着这个全球网络，我们覆盖世界的每个地方。”Ghandour说，“你只需要一个浏览器、一个密码就可以进入Aramex的网络，然后突然间，你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球管理运输系统。”
    就像UPS、Aramex迅速移向内包，在中东的阿拉伯和外国银行把他们的信用卡递送业务外包给Aramex。手机公司通过Aramex递送员收取账单，递送员扫描客户的信用卡，然后出示收据。
    “我们是一个非常平坦的组织，”Ghandour解释道，“它不像那种传统的公司，阿拉伯私营部门的机构通常总喜欢表现得像政府。但这不是Aramex的运作方式。在我和公司任何人之间没有超过三个等级。” 

 好公司实行外包是为了获胜，而不是瘦身。外包让他们能更快、更经济地创新，从而能够快速成长、抢占市场份额、雇用更多不同领域的专家，而不是为省钱而裁员。
    DovSeidman开了一家叫LRN的公司。公司的业务是在网上向全球企业们提供法律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帮助总裁和董事进行公司治理。2004年秋天，当我们共进午餐时，Seidman无意间提到他最近和印度一家叫MindTree的咨询公司签订了外包合同。
    “为什么你要缩减经费？”我问他。
    “我实行外包是为了获胜而不是省钱，”Seidman回答道，“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看一看，我新推出了三十几个工作岗位，都是技能型工作。我们在扩张，在招聘，在增添人手。”
    Seidman的经历同样发生在大多数的外包行为上———公司采用外包并非单纯地缩减经费，而是为了得到那些技术天才从而使他们的公司快速成长。Seidman的公司是平坦世界才会出现的那些全新产业中的佼佼者———帮助跨国企业遍布全球的员工培养企业文化。虽然LRN成立于安然垮台的十年前，但对这种服务的需求之浪却在“后安然时代”。安然的崩溃和其他公司治理的丑闻，使得许多企业开始对LRN能够提供的东西感兴趣。企业和LRN签订合同以后，他们的员工能够在网上接受培训，测试题从公司的行为准则到什么情况下可以接受礼物，按下邮件“发送”按钮时需要考虑的东西。
    Seidman通过网上课程和“建议板”跟员工讨论职业道德问题，他面临着双重挑战。他需要一次完成两件事情：继续保持网上教育产业的增长，另外则是做一次真正的技术性飞跃，给他的现有客户设计一个全新的完善的平台。在考虑这个挑战时，Seidman决定通过外包的关系招募印度的咨询公司MindTree，后者用雇一个美国工程师的价钱向他提供了五个高质量的印度软件工程师。
    Seidman说，“东西大减价的时候，你总是会买很多。但MindTree提供的不是上季的过时货，而是我自己绝对找不到的一流的软件天才。我需要用大量的钱来防御进攻，来扩张我的核心业务，继续照料那些正在使用我们项目的客户。与此同时，我必须来一次技术飞跃，以向我的客户提供他们下次想要的服务。它会更强劲，完全能够在网上解决客户们所有的职业道德、公司治理问题。如果我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别的人就会。与MindTree公司合伙让我自己基本上有了两个小组：第一组大部分是美国人，集中精力坚守并扩张我们的核心业务；另外一组，包括我们的印度咨询公司，则关注于研发下一步帮助我们公司成长的飞跃策略。”
    职业道德是Seidman洛杉矶总公司的核心业务，如何走向外包同外包关系的最终结果一样重要。Seidman并没有简单宣布与MindTree公司已是一个敲定的交易，而是在大会上同他的170名员工讨论外包的情况。Seidman列出所有的经济争议点，让他的员工们权衡，哪种工作会在将来有需求，以及人们如何准备去适应它。“我必须向我的公司展示的就是，它将让我们取得胜利。”他说。
    毫无疑问，有些公司会把一些好的工作外包仅仅为了缩减经费，然后把钱分给股东和管理层。但只有很少一部分公司会通过外包作为缩减经费的首要工具，而不是加快发展的途径，至少我绝对不会买那种公司的股票。最好的公司会想方设法获得印度最好的东西、北达科达州最好的东西、洛杉矶最好的东西。因此，“外包”这个词应该真正地退休了，合适的词是“采购”。这是在平坦的世界里非常必要且可能的，进行采购的公司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更多的来自任何地方的员工———而不是减少。
    “我们如何成长得更快、变得更大？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下一轮飞跃？”Seidman说，“在全世界我们有两百多个客户。如果我能以我想要的方式扩大这家公司，我会在现在的办公室里雇用更多的人，提升更多的员工，给我们现在的员工更多的机会。因为LRN将变得更宽广，更复杂，更全球化。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空间。这个使用外包的决定是进攻而不是防守。
    另外，外包不只是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这类吃里扒外的家伙的选择，也是理想主义者的选择。近年来在世界的舞台初露头角的人物之一便是社会企业家。
    这通常是一些极度渴望在这个世界作出一点善举的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年来，在我认识几个社会企业家中，大多数人兼具商学院的大脑和社会工作者的良心。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JeremyHockenstein，这个年轻人早先就读于哈佛大学，然后去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后来，他和一个麦肯锡的同事一起转变了人生的方向，决定开设一间非赢利性质的数据输入公司，把美国公司的一些数据输入的工作外包给商业环境最不友善的地方之一———柬埔寨。这样可以给当地人们制造一些收入机会，Hock－enstein说。

“当世界走向平坦，而你感觉被压扁时，就拿一把铁铲自我挖掘，而不要尝试去砌墙。”我从我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朋友———Jill和KenGreer那儿学到这有价值的一课。去印度只是让我微微觉得世界是平坦的，但是当我回到家乡，和我的朋友Jill和Ken交谈以后，我才的的确确意识到世界有多平坦。
    大约25年前，Jill和Ken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多媒体公司Greer&Associate，专门从事电视广告和零售目录的商业照片。他们在明尼苏达州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雇佣了40名员工，其中包括美工和网络设计，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室，以及一小群稳定的当地和全国的客源。作为一家中等规模的公司，他们总是在忙着干活，而这些年来Ken总能找到赚钱的法子。
    2004年4月初，Jill和Ken来华盛顿参加我妻子的50岁生日。我和Ken谈了我正在写的这本书，而他告诉我他正在做的业务。然后我们发现两人谈的是同一件事情：世界已经变得平坦，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已经深深影响了Ken的生意，而他还在努力调整之中。显然，他所面对的竞争和价格压力是以前不曾遇见过的。
    “自由职业者，”Greer说，“他们突然涌向我的业务，吞噬一切看得见的东西。这些独立的承包人就像蝗灾一样。我们正在和自由职业者竞争！这种状况以往从未有过。我们曾与同类规模和能力的公司竞争，但每家公司都能找到容身之处，大家赚钱。现在，我们的竞争者不仅仅是那些老对头，我们还要和巨头级的公司打交道。他们有能力处理那些小的、中等的或大型的项目，同时也能和在家上班的自由职业者打交道。我们的员工在办公室里做的事情，这些自由职业者理论上都可以在家里完成。结果有何不同呢？巨头公司雇佣那些年轻的设计师，让他坐在电脑前；我们的公司也雇佣一个年轻的设计师，让他坐在电脑前；而自由职业者则和电脑呆在他自己的公寓里。我们的客户都同我们讲一样的话：‘你的公司非常够格，John的公司也很够格，但他的价格要便宜些。’以前输给其他公司让我们感觉糟糕，现在则是输给个人！”
    这些变化为什么来得如此迅捷呢？我问道。他们生意中最大一部分是照相———给目录里的产品和模特拍照，Greer解释道。25年前，客户会明确地告诉Greer他想要怎么照，然后信任Greer的工作组会拿出正确的图像。像所有的商业摄影师一样，Greer会用宝丽莱相机给模特或产品拍照，看看创作灵感是否对，然后用真正的胶卷拍。一旦照片拍出来，Greer会把胶卷拿去暗房冲洗或者分色。如果照片需要润色，就要送去另外一间专门润色的实验室。
    “20年前，我们决定不再自己冲洗拍摄的照片，”Greer说，“我们把技术部分留给其他的专业人士，他们具有精湛的技术和见解———同时也乐意在这上面赚钱。我们则打算在拍摄照片上获利。这曾是个很好的计划，或许今天也算是个好计划，但它已经不再可能。”
    为什么？因为世界走向平坦，每一项模拟工艺都在走向数字化、虚拟、移动和个性化。在过去的三年里，供专业摄影师的数码相机达到一个全新的科技水平，使它们等同，甚至超越了传统的照相机。
    Greer说他的公司每一个角落都差不多被压平。电影产品也在数字化，市场和技术迫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影片剪辑、图像工作室、声效技能和其他一切，还包括制片。这里的每一项功能都曾经包给不同的公司。整个供应链如今被压平，塞进一个箱子，然后装进别人的台式电脑。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Greer公司的图像部分：Greer&Associate成为他们自己的排字机、图像处理，有时甚至是打印机，因为他们有数码彩色打印机。“事情被认为应该变得简单，”他说，“现在我感觉好像去麦当劳，除了得到快餐，我还被叫去擦桌子洗碗。”
    Greer继续说道：“这就像技术制造商跟我们的客户搅在了一起，然后把所有不同的任务外包给我们。如果我们坚持每一项服务都得到报酬，马上就会有人在背后说：‘我可以做全部的事情。’所以服务的要求提升得很快，而你能够收到的钱却保持不变或者下降。”
    这种“商品化”急剧地发生在所有的产业。随着越来越多的模拟工艺变成数字、虚拟、移动和个性；越来越多的工作和功能同时也被标准化、数字化，使之变得能容易地处理，供更多的人使用。当每一样东西都变得一样，而且供应充足，Greer说，客户们就有了数不清的选择，没有一个准则告诉你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当这些发生时，你就是商品。
    幸运的是，在应对商品化这一问题上，Greer选择的唯一生存策略是铲子，而非墙壁。他和他的助手们进行自我挖掘，给公司确定真正的核心能力，而这成为驱使他们的公司走向平坦世界的最重要的动力。“我们现在提供的是，”Greer说，“策略眼光、创作本能和艺术才能。我们提供创造性的充满灵感的方案，我们提供个性化。我们的核心能力和目标是所有那些无法被数字化的东西。我知道我们的客户以及以后的客户找上我们都是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雇佣更多的思考者，外包更多的技术部分……曾经这和‘你能够做什么’有关，‘你能做这个吗？’‘你能做那个吗？’现在更多的是关于你能否（给项目）带来创作才能和个性，一切都与想像力有关。”   

 作为一个信奉自由贸易好处的美国人，在结束印度之旅后，我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在平坦的世界，我还相信自由贸易吗？这是一个迫在眉睫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不仅由于它是2004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争议，还因为我全部的平坦世界观依附于我的自由贸易观。我知道自由贸易不可能使所有的美国人都受益，社会会帮助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但是于我而言，关键问题是，当世界变得如此平坦，如此多的人可以与我的孩子们合作和竞争，自由贸易是否能让作为整体的美国受益？
    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英国经济学家，他发展了自由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即如果每个国家都专注于生产有比较成本优势的产品，然后拿它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这样每个参与贸易的国家的收入都会增加。所以如果印度的技术人员做有比较优势的工作，然后拿他们的收入买所有来自美国的产品，即美国拥有的比较优势———康宁玻璃和微软视窗———两个国家都应该受惠，即使一些印度人和美国人可能在转变期间会互换工作。但是我对印度年轻人的观察却促使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们有这么多的人，看上去都那么认真，对工作那么热切。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善待我的女儿和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呢，当这些印度人可以做和他们一样的工作却只拿部分薪水？”
    让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美国和印度。然后假设美国经济体系里只有100个人，其中80个人受过良好教育，20个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低技术工人。现在假设世界变成平坦的，美国与印度签订了自由贸易的协约；印度有1000人，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印度1000个工人中也只有80个受过良好教育，另外920人为低技术工人。在美国和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约之前，世界上只有80个知识工人；现在两个国家的世界则有160人。美国的知识工人觉得他们的竞争压力相应增加。但是，市场也从100个人变成1100个人，伴随着更多的需求。所以这对美国和印度的知识工人而言是双赢。
    你会问：“你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担心？如何解决印度的80个知识工人比美国的知识工人更愿意工作这一事实呢？”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PaulRomer认为：印度知识工人的工资很低是因为虽然他们的技能已经达到和美国的知识工人一样的全球市场层次，但他们被闷在一个闭塞的经济体系中。随着印度经济向世界开放，印度知识工人的工资也会提升到美国-世界的层次。而我们的不会降低到闭塞的层次。在班加罗尔，你总能看到这种情况发生，那些印度软件编程员们的工资直逼美国-欧洲层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应该竭尽所能地向印度宣传经济改革。
    但是，20个低技能的美国人现在要更直接地和920个低技能的印度人竞争。这些美国人以前也曾拿一份体面的工资———这与80个有技能的美国人有关，因为任何经济体系都需要一些低技能的操作工。但是现在印度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约，我们两个国家的世界如今共有940个低技能的工人和160个知识工人。这些低技能的美国工人们做的是可替代的工作———工作可以轻松地被转移到印度———这是个问题。他们的工资当然会下降。为了维持或提高他们的生活标准，他们必须做纵向移动，而非横向。他们必须升级自己的教育和知识技能，这样才能到扩张了的美国-印度市场所创建的新工作岗位就职。
    Romer注意到，从美国的历史来看，知识工人的增加不可能像低技能工人那样导致收入减少。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大学毕业的工人数激增，而他们的工资也增长得很快。由于馅饼的尺寸变得大而复杂，人们的需求也相应增加，所以对复杂工作和特殊技能的需求也相应提高。
    通过“创意产品和实体产品大相径庭”这一事实，Romer部分地解释了以上的观点。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工人，制造或者出售一些创意产品，那么市场越大，你的顾客群就越大。如果你发明出下一代视窗，你也许能够把它卖给世上每个人。所以创意工人在全球都干得很好。而且幸运的是，创意工人在美国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多。
    但如果你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在市场扩大的时候你所出卖的价值不一定就会增加，甚至还会降低，Romer说。只有那么几家工厂会买你的体力活，但有那么多的人在出卖它。体力活一次只能被一家工厂或一个消费者购买，Romer解释道，但是软件编程员却可以将创意产品卖给全球市场的任何人。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自由贸易的平坦世界将会干得不错，如果它继续大量制造知识工人，而这些人能够生产面向全球销售的创意产品，并能驾驭新工作岗位的话。它不单单扩张全球经济，而且将全世界的知识库连接起来。
    馅饼越做越大，今天被认为是欲望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是必需品。如果你相信人类的欲望和需要是无限的，那么无穷的产业、无限的商业和无尽的工作就会被创造。唯一的限制只是人类的想象。

另外一个有必要解决的问题是全球企业与其道德良心的关系。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说法很可笑，全球企业都没有什么没有道德良心可讲的，或应该期待着去开发一个。但有些是有的，而有些就要有，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在平坦的世界，随着全球供应链的拉长，全球企业和个体社区的权力平衡越来越趋向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其中很多是美国企业。比起这个星球上其他的跨国机构，这些公司正在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权力，他们不仅创造价值，而且转移价值观。社会、环境，以及革新的公司如今加紧合作，不仅公司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平坦的世界也要更加适合居住。温情的平坦主义者非常渴望推销这种合作方式。
    让我们用一些例子来阐述这个概念。想想这个星球上吞噬生物多样性的那些势力，其中没有比农民更厉害的了。这不是说他们故意要去破坏，而是他们所为事物的天性。所以，人们怎样以及在何处耕种和捕鱼，与我们保护自然栖息地和种类有关。保护国际组织，世界上最大的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主要理念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信仰者，即如果可能，尽力与大企业合作，因为如果你引进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玩家，它会在环境问题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2002年，麦当劳和保护国际组织就麦当劳的全球供应链成立了一个合伙企业———一个塞满了来自平坦世界四个角落的牛肉、鱼肉、鸡肉、猪肉、面包、生菜、酱菜、西红柿和土豆———不仅仅用于创造价值，而且创造与环境相关的不同的价值。“我们和麦当劳观察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然后说，‘这些事情是食物供应商可以做的，他们只要略付小钱，有的甚至不费一文，而结果是能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GlennPrickett，保护国际组织高级副主席解释道。
    麦当劳接着会见了它最主要的供应商，与保护国际组织一起起草了指南，即麦当劳所谓的“社会责任食物供应”。“对保护主义者而言，挑战在于如何让你的手臂围拢那些成百上千的关于农渔业的决定以及做决定的人，他们除了市场以外，不和其他人合作。”Prickett说，“所以我们找寻的合作伙伴，是那些可以把购买力置于一系列的环境友好行为中的公司，这既对他们有益，也利于生物多样性。用这种方式，你可以开始捕获许多做决定的人。这里没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政府机构，你必须和会制造差异的玩家们合作，而其中之一就是麦当劳。”
    保护国际组织已经在麦当劳的供应商中看到水、能源和废弃物上的改善，并且鼓励更好的渔业管理。但这一切才刚开始，需要很长的时间，要依靠广泛的信息采集来证明它对环境到底有没有积极的影响。这种合作方式不能也不应该替代政府的规定和监督。但如果这种方式可行，它可以成为政府实施规定的工具。倾向于政府规治而非这种合作式努力的环境主义者们经常忽略了这个事实，即违背农民意愿的强硬的规定往往终结于微弱的实施———或者根本没有实施。
    对麦当劳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扮演全球好公民，这是一个提高其全球品牌的良机。有时，改变世界的最好的方法是让大玩家为错误的原因做一件正确的事，因为等他们为正确的原因做正确的事即意味着等到地老天荒。
    保护国际组织与星巴克也缔结了类似的供应链合作。设定规则给这些种植咖啡的农民、德雷港和造纸厂的供应链。
    这种合作如何开始“推倒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墙壁”，Prickett说，通常，你会有环境主义者在一边，农民在另外一边，每一方都要政府制定服务于他们的规定。政府最后会制定最大程度地有利于企业的规章。“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的私人机构说，‘我想通过我的一些全球供应链做一些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要使之有效就必须和农民以及环境主义者合作，特别是如果它想达到任何影响的话。”
    同样，作为一个温和的环境主义者，我愿意看到每个电器的标签上都表明是否符合新惠普-戴尔-IBM联盟制定的标准。2004年10月，这三位巨人与他们主要的电脑、打印机供应链合作推出一种统一的面向全世界的社会责任制造规范的代码。这种新的电子产业行为代码包括：禁止贿赂、童工、盗用、勒索、侵犯知识产权、关于使用废水、危险材料以及污染物的规则，和工伤报告的条例。
    比如说，所有惠普的供应商都会被要求遵循这个代码，但至于他们何时遵守这些协定则相当灵活。“我们已经彻底准备好，而且也与那些多次不作出反应的公司终止了关系。”惠普的女发言人MonicaSarkar讲道。自2003年10月以来，惠普已经对它350家供应商中的150家作出了评估。这其中包括在中国、墨西哥、东南亚和东欧的工厂。惠普同时和IBM、戴尔一同设立了监管委员会。遵守就是一切，当然大企业对它们的供应商也随时处于关注状态。不管怎样，供应链的使用是创造价值观而不仅仅是价值，这可能是未来之波。
    “当我们开始去寻找离岸的供应商来为我们制造时，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清楚的是，我们应该就他们如何做这项工作而承担一些责任。”DebraDunn，惠普企业事务和全球公民部的副总裁解释道。“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许多惠普的顾客想要的是‘客户关照’，”Dunn说，“欧洲客户们在这方面相当领先。正当人们对企业的信任不断下降的时候，人权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的影响则不断加大，他们基本上是这样说的，‘你们有的是权力，你们是全球公司，你们能设定影响新兴市场环境和人权行为的期望’”。   

2004年秋天，我去Mimmeapo－lis看望我的母亲。在那儿，我和一些亲朋好友共进晚餐。其中的一个人一辈子都在中西部做批发生意，向这个地区的零售商们推销商品。他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我问他近来有什么新玩意儿。他叹了口气道，生意不像以前那样了。如今所有东西的毛利都只有1%，当然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卖的是日用品，只要数量够大，还是能应付微薄的毛利。但他提到最让他感到困扰的是，同他最大的客户之间已经不再有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了，哪怕是日用品和低成本的物品也有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EMAIL来联系。我和一个小青年打交道，他来自这个国家最大的零售商之一，他说：‘把你的报价E-MAIL给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大半时间他也没有给我回信……过去，我只是上办公室，送几张电影票给买家。我们都是朋友……汤姆，如今所有人关心的都只是价格。”
    很幸运，我的朋友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拥有很多企业，当我后来回想他说过的话时，我记起《推销员之死》中的一幕，WillyLoman说与同事Charley相比，他要来得“受人喜爱”。他告诉他儿子，无论是在商场或在生活中，性格、人格和关系要比聪明重要得多。Willy说，在商场出人头地的人，那个提起人们兴趣的人，就是那个先人一步的人。你要是受人喜爱，你就永远不会缺少什么。
    虽然世界现在变得更为平坦，但是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数据很难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次日，我和朋友KenGreer共进晚餐，他是一家媒体公司的老板。Ken也有同样的感叹，他说今天和许多广告公司间的合同里只不过是在卖数字，而不是创造性的本能。接着Ken说了一句让我回味无穷的话：“这就像把生意里面全部的油脂都切掉了。”所有的一切变成一种数字游戏。“但正是油脂让肉变得美味，”Ken补充道，“没有油脂的肉吃起来味同嚼蜡。”
在遗嘱中注明bit位留给谁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世界并不平坦。”CraigMundie，微软的首席技术长官说。但总有人使用平坦世界里的工具去克隆和传播别人的产品，每一天这样的事情都发生在软件、音乐和医药产品的世界中。科技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你应该假设任何东西都能很快地被仿造，从微软的Word程序到飞机的部件都是如此。
    事实上世界越趋于平坦，我们就越需要一个全球治理体系来维护所有新的合法与不合法的合作形式。这点我们能从美国专利法的演进中看到。企业可以选择如下三种方式进行创新：将自己发明的小玩意儿变成专利然后自己出售；将专利产品的生产许可卖给其他人；或者与其他公司交换专利使用权。
    到底谁拥有什么？在平坦的世界里，这将是最有争议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的问题之一。
    2004年11月13日，20岁的JustinM.Ellsworth在伊拉克徒步巡逻的时候被路边的炸弹炸死了。他的家人要求YAHOO告知儿子的电子信箱密码，以便“通过他的言辞去记住他”。最终，YAHOO拒绝向Ellsworth家庭透露他们儿子的密码，因为根据协议，YAHOO用户的账号权利在其死后将被终止。
    事实上，我们正在移向一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交流是bit位在网络空间和世界各地的服务器旅行，没有任何政府可以控制这一虚拟空间。问题是，当你死的时候，谁拥有你的bit位。当我们越来越少地使用纸张，而越来越多地使用电子格式的时候，我们最好在死前把这个处理好，包括在你的遗嘱中注明你将把你的bit位留给谁。这非常真实。
    我在美国在线的账号中储存了这本书的很多章节，因为我觉得放在虚拟空间最安全。如果我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发生了意外，我的出版商和我家人将不得不状告美国在线从而得到这本书的内容。
没有外相能藏起来
    在鲍威尔卸去国务卿职务之前，我去他七楼的国务院办公室采访他，当时他的两个媒体顾问也在场。我忍不住问他，当他意识到世界变得更为平坦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只回答一个字“Google”。鲍威尔说2001年他当选国务卿的时候，有时需要一些信息，比如联合国决议的文本。鲍威尔会打电话给助手，然后等上几分钟甚至几小时，才会有人把它找出来给他。
    “现在我只要在Google输入‘联合国决议242’，文本就出来了。”鲍威尔解释道，每年他都会发现自己做越来越多的研究。这时，他的媒体顾问插进来道：“是的，他现在已经不再向我们要信息了。他已经有了信息，他走过来要我们采取行动。”
    鲍威尔曾经是AOL的董事，他经常用电子邮件与其他外相们取得联系。据他的助手透露，他和英国外相杰克·斯特劳在高峰会议期间频繁使用即时信息，就像两个大学生一样。多亏手机和无线通讯技术，鲍威尔说，没有任何外相能够逃脱或者隐藏起来。鲍威尔讲，几周前他要找俄国外交部长，最早他用手机在莫斯科逮到他，然后是在冰岛，接着又用手机在老挝联系上他。   

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没有通用汽车就没有美国；今天，类似的表达已经变成：“戴尔完了，那么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爱尔兰也就……”时至今日，惠普在78个国家雇佣了14.2万名员工。它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科技公司，还是欧洲最大的IT公司；在俄国、中东和南非，也是如此。如果惠普的大多数员工和顾客都在美国以外，那么它还算不算是一家美国公司呢？今日的企业已经不再是任何单个国家组成的机构，让国家和他们的公民们夜不能寐的问题是，如何对付那些已不再受制于国家的企业。它们到底效忠于谁呢？
    “企业化的美国干得挺好，什么问题都没有。它做得好是因为它与平坦的世界结盟。”风险基金经理DinakarSingh说，“它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将尽量多的零部件外包给最便宜的、最有效率的供应商。如果戴尔能在中国沿海制造出电脑里的每个部件然后卖给美国沿海，戴尔会因此获益，美国消费者也会因此而获益。但对美国工人来说，很难解释这种好处。”
    戴尔想让世界变得更为平坦，更少阻力，更少的壁垒。今日其他大多数企业也是这么想的。在全球化3.0版本中，对资本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好。资本家可以坐下来买断任何创新，从世界的任何地方雇佣最好、最便宜的劳工来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戴尔的股票很好，戴尔的股东很好，戴尔的顾客很好，纳斯达克也不错。所有跟资本相关的一切都很好，但只有部分的美国工人和一些社区会获益。而其他人则会体会到平坦世界所带来的痛苦。
    因为跨国公司一开始就搜遍了整个地球，寻找劳工和市场，他们的利益总是超越公司总部所在的国家。从长远角度来看，公司和他们总部所在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清楚。冷静严峻的真相就是，对于管理层、股东和投资者而言，他们并不关心利益来自何处或者是否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他们的确需要可持续的公司。然而政客们却被迫在某些地方刺激创造就业机会。对居民而言，无论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印度人，他们所想知道的不过是好工作是否离他们家很近。
    一家欧洲主要跨国公司的CEO对我说：“我们现在是一家全球的研究公司。”这对他的股东和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他可以找到这个星球上最好用的大脑，无论他们在哪里，而且因为其不在他的后院做研究而省下不少钱。“但最后，”他偷偷对我说，“对我自己的国家来说，就业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可能不是今年，但在5到15年里。”作为一个CEO和欧洲公民，“你会和你的政府就如何在你的国家保留一定的能力进行对话———但当你做日常决策的时候，想到的还是股东。”
    今日，确定一家公司的所在国变得越来越困难。JohnRose爵士，劳斯莱斯的总裁，曾经这样对我说：“在德国我们是大企业；在勃兰登堡，我们是最大的高科技雇主。最近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我吃饭时说，‘你们是一家德国公司，要不下次我们去访问俄国时你们也一块儿去吧’———为在那儿的德国公司打打气。”Rose说虽然德国总理知道他们公司总部在伦敦，但他们在德国创造价值，而这对于施罗德和俄国的关系会更富有建设性。

 如果你有一台尚在保修期内的东芝笔记本，有一天它坏了，你打电话给东芝公司，他们会叫你把笔记本拿去UPS物流门店，由它运送给东芝，等修完以后，再送回来。他们没有告诉你：UPS不仅提取和运送你的东芝笔记本，还把它送到UPS的维修中心自行维修它。
    我去参观维修中心时本以为只会看到包装箱移来拖去，事实上，我却被套上蓝色的工作服，走进一个特别干净的房间，看到UPS的员工在给坏掉的东芝笔记本更换主板。东芝数年前曾有影像问题，一些顾客认为它的维修过程耗时太长。于是东芝找上UPS，想请它设计一个好一点的系统。UPS说：“你看，我们从你的顾客那里提取坏掉的电脑，然后拿到我们的转运中心，再空运去你的维修厂，然后再空运回我们的转运中心，最后送回你的顾客家中。与其这样做还不如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我们，UPS，可以自行提货、维修，然后再送回你的顾客家中。”现在这完全可能：第一天送出你的东芝笔记本，第二天即可维修，第三天便被送回。UPS的维修人员们均授权于东芝公司，而顾客的投诉也大大下降了。
    不过，这对当今UPS所干的活而言只是九牛一毛。如果你看到印有“棒约翰”比萨的供货车开过，上去问问他们是谁在负责发送和提取这些番茄、比萨酱和洋葱之类的原料。答案是：UPS。UPS现在已经进驻许多公司的内部，接管那些标有公司名字的货车以确保准时发货。比如，UPS负责每天把“棒约翰”比萨面团从面包厂准点送到经销店。
    在大商场挑网球鞋很累？那么就上网去Nike.com订一双耐克鞋。而订单实际上却转给了UPS，UPS的员工会在它肯塔基州的仓库替Nike.com挑选、检查、包装并运送你的鞋子。
    你的惠普打印机在欧洲或拉丁美洲坏掉了？UPS的地区服务人员会上门为你维修。在佛罗里达订一些热带鱼，然后叫UPS送去你在加拿大的家？UPS开发了一种专门针对鱼类的特殊包装，这可以让鱼在经过UPS的分检系统时免受伤害。为了旅行安全，鱼甚至会被上点轻微的镇静剂。“我们想让它们有个愉快的旅程。”UPS的发言人SteveHolmes说。
    这里究竟怎么啦？这是一个被称作“内包”的程序———一种全新的进行横向增值的合作方式，平坦的世界使之成为可能，并且其自身也变得更为平坦。在平坦的世界，供应链非常重要。事实上很少有公司可以像沃尔玛那样大手笔地承受开发和支持复杂的全球供应链。这就是内包何以诞生的原因。“内包”的出现是因为世界一旦变得平坦，小东西可以有大手笔。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操作，或者没有能力自行管理复杂的全球供应链。很多大公司认为这并非他们的核心职能之一，所以也不想管理这一复杂事物。耐克会把更多的现金和精力用于设计更好的网球鞋，而非供应链。
    这为传统的像UPS之类的包裹运送公司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商业机会。1996年，UPS进入“同步化的商业决策”业务。从那时起，UPS花了10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买进25家不同的货运代理和物流公司，因此可以纵向服务于任何供应链，从平坦地球的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我喜欢“内包”这个名词，UPS的工程师们走进你的公司，分析研究制造、包装和运送过程，然后设计、再设计并管理你的全球供应链。同时，如果需要，他们甚至提供部分资金，比如采用货到付款方式。如今，有一些公司（许多不愿意被提及名字）不再接触自己的产品。UPS监督整个流程，从工厂到仓库到顾客再到维修，甚至必要的话，还从顾客那里收取货款。这种深层合作方式包含了UPS和它的客户以及客户的顾客之间巨大的信任和亲密。
    “你知道我们最主要的顾客和合作伙伴是谁？是小企业。”UPS的首席执行官MikeEskew说，“这是对的……他们叫我们把他们带向全球。我们帮助他们与大家伙儿分庭抗礼。”
    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小企业，或是在家上班的个人，你可以接通UPS，让它成为你的全球供应链经理，你可以自命为一个比实际要大得多的家伙。UPS也帮助大家伙做小动作。如果你是一个大集团，比如惠普，你可以使世界任何角落的包裹运送和商品维修更加迅捷。
    另外，为使世界范围内的货物运送和服务超迅捷并保持大运量，UPS正在帮助击倒关税壁垒，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运输货物时采用新的规则、标签和跟踪系统。UPS在所有的包裹上都贴有一个聪明的标签，这样无论其在何处都能被网络跟踪。
    UPS和美国的海关合作设计了一个软件程序，它可以让海关对UPS说：“我想查一个由Carlos从哥伦比亚的卡里寄到迈阿密的包裹。”或者，“我想查询一个叫Osama的人从德国寄到美国的所有包裹。”
    当包裹抵达分检处后，UPS的电脑会自动把包裹传给在UPS中心的海关人员。电脑机械手会准确地松开搬运皮带，然后将其投进桶里供近距离观察。这使得搜查过程更有效，且不必干扰整体的包裹流水线运转。这种时间和规模的效率节约了UPS客户的金钱，使他们可以回收资金，用于更多的创新。